在电影学者石川看来,金庸虽然是一位香港作家,但在他的作品中,大量的故事都是以内地为背景的,“无形当中,他把当时受殖民统治的香港,跟内地连接起来了。里面的中国人的做派、衣食住行,从学术的角度来讲,不管是小说,还是他的电影,都为当时受殖民统治的香港当地人,提供了一种中国的想象和中国的记忆,这对于维系华人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身份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。”电影在表现盛唐气象时,始终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危机感。电影没有回避盛唐的问题,门第偏见、贪腐官吏、见风使舵、科举羞辱……商人之子无法参加科举,家道中落者不配“行卷”,女子纵有才华仍报国无门,盛唐当中的这些人物,李白、高适、裴十二,都有着怀才不遇的抑郁。这种抑郁和大众心目中的盛唐景象,有着极大的反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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